《越南产业观察》共三部,分别以“史”“政”“利”为主线,展开越南的历史形成、制度运行与利益空间。本文为第三部分“利部”,进入产业迁移、资本落点与利润空间。
作者以实际工作、实地考察与持续研究为基础,将法律问题重新置于制度环境、资本路径与利益生成之中。越南并非单一投资目的地,而是新兴市场运行、产业资本出海与跨境架构重组的第一处现场。
越南正在形成新的承接条件,中国产业资本正在失去原有安全边界,发达市场仍然需要新的大型工厂。供给、资本与外部需求在同一时间收束,构成一个高确定性的产业迁移窗口。
利部:新秩序与产业迁移
今日之事,皆在其外。
冷战期间,发达国家向边缘地带开放市场。英美提供流动性、结算体系和规则,港、新、台、日、韩先后进入这条通道。国际体系中的后来者正像一个城市的外来人口,往往承担本地人推辞之体力活:加工,装配,承接订单,服从标准。这批后来者以此为进路,渐成新兴发达经济体。

冷战结束后二十多年的全球化,这套结构开始重塑。新边界向亚洲大陆拓展,旧边界地区的产业工人得以逐渐穿上西装。或为地区金融中心,或为产业资本输出国:日本、韩国、台湾开始输出设备、品牌、知识产权乃至资本;香港、新加坡成为贸易、法律、金融、税务的接口。自扬子江口到珠江口上千公里的弓形海岸带,在二十多年里承接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集中。

但持续二三十年的全球化格局已经濒临破碎,关税战只是裂缝中最先露出的地方。此后,发达国家重新划定产业边界、国家安全边界和政治信任边界。过去二十年来的商业主要回答价格、质量、交付周期;现在却要回答产地、供应链来源、技术关系等,以此向甲方承诺安全。二十多年的资本全球化鼓励资本穿越边界,现在边界重新凝固。
由此,一个新的全球秩序正在显影。资本仍然逐利,但利润的生产路径必须绕开高摩擦地带。旧全球化追求最低成本、最高效率、最大规模;新秩序开始追求可控来源、政治安全、供应链冗余和风险分散。谁能够提供低成本、稳定秩序、外资接口、出口能力和较低政治摩擦,谁才会被推到新的产业分工前沿。
但是,任何道德号召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现实:发达市场依然需要大型外部工厂。消费社会不会因为价值观宣言而停止消费,金融中心不会因为供应链伦理而亲自承担繁重、琐碎、低利润、高组织密度的制造环节。它们要继续从容地扮演流动性提供者、规则制定者、结算中心、品牌中心和高精尖创新的引领者,就必须把相当一部分蓝领工作安置于外部空间。
这才是越南现象的深层基础。越南的意义不仅在于更低成本,更在于发达市场必然寻找的可替代蓝领区域。当弓形工业海岸带的政治身份开始变重,关税、审查、原产地和供应链安全不断抬高其进入发达市场的阻力,旧的世界工厂位置必然动摇。但是这个位置不会消失,它只会迁移、拆分、重组。越南正是在这个缝隙中被推到前台。

越南正在酝酿,而非成熟。它还没有完全成为新的世界工厂,也没有以一国吞下全球制造业的体量。但是,若干有利条件正在同一时间汇聚于此。
UNFPA 2025年数据中,越南总人口约1.016亿,15至64岁人口仍是人口结构中的主体;它的人口没有印度那样巨大,也没有东亚成熟经济体那样迅速老去,仍处在可以组织大规模制造劳动的年龄窗口内。
同时,越南又不是一片原始空白。过去三十多年,越南经历了持续增长、贫困削减和外向型工业化,人均GDP已在2025年前后接近5000美元。贸易战以来,越南经济增速呈现出清晰韧性:疫情前维持7%以上增长,疫情中仍保持正增长,疫情后迅速回到5%—8%以上区间。它不是单纯承接低端订单,而是在旧全球化裂开之后,逐渐成为供应链重组的主要承接地之一。
这些数字放在一起,正好说明它的状态:已有道路、港口、园区、外资、工人纪律和基本工业体系,但又尚未走到高工资、高福利、高资产价格、高监管密度的成熟经济体阶段。它不是一张白纸,不需要资本从零开始教育社会;也不是一块反复耕作过的土地,利润和空间已经被榨干。新的世界工厂,往往就从这种中间状态里生长出来。
越南的金融价格也透露出同样的状态。越南盾定期存款利率普遍在5%以上,部分银行、部分期限存款利率甚至达到7%—8%左右。这不是无风险的高收益,而是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资金价格。银行需要以6%甚至7%以上的利率吸收本币存款,说明银行体系需要钱,企业贷款需求旺,信贷扩张快,而居民资金还有其他去处。
因此,它是一个高增长、强信贷需求、货币需付出风险溢价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;因此,它正处在一种很典型的工业化阶段:银行系统正在吸收社会储蓄,再把储蓄转化为工厂、地产、基建、贸易和企业周转资金。
它已发展,所以可用;它欠发展,所以仍有利润。人的理性没有越过时间预测未来的能力,除非神棍;但是理性可以研判某种可能孕育奇迹的地势。
我们的产业资本则面临着自己的困局,在原有空间里越来越难保持原来的利润、安全感和国际身份。国内制造业利润被成本、内卷、债务、需求疲弱和价格竞争持续压缩。
但更深的压力,是资本安全感下降。国内税务问题自不必讨论,国际政治风险开始压到具体订单、具体工厂、具体报关单上。过去“中国制造”意味着效率、规模、完整供应链和低成本;现在它同时指向关税、审查、原产地、强迫劳动指控、技术限制、供应链去风险化等商业禁忌。生产地本身已经成为一张政治标签。
所以产业资本必须学习如何在外部空间重新组织自己。过去二十多年它擅长在一个巨大统一市场中压低成本、扩大产能、争夺订单;以后将不得不在多个主权、多个税制、多个监管系统、多个政治风险之间争取生存空间。工厂、股权、订单、现金流、税务居民身份、原产地、融资银行、利润留存地点,都需要重新安排。过去把产品卖到世界,未来企业需要把自身结构的一部分放进世界。
越南的酝酿,与中国产业资本的被迫学习,恰好在这里相遇。越南需要产业、资本、订单、管理和供应链密度;中国工业已培育出足够成熟的产业资本,而这些资本需要利润空间、外部身份和风险缓冲。发达市场不会放弃外部工厂,中国制造的旧身份又正在被政治化,越南便获得了一个不由它单独决定、却向它打开的历史位置。
在发达国家市场中,越南承接并部分取代原有的“低政治摩擦外部工厂”身份,几乎是旧全球化瓦解后的自然结果。它取代的不是整个中国制造,而是中国曾经在发达市场中扮演过的那一部分工厂角色:低成本、可组织、可管理、可出口、政治摩擦相对较低。
越南正在形成新的承接条件,中国产业资本正在失去原有安全边界,发达市场依然需要为自己寻找新的大型工厂。三线合一,构成一个高确定性的迁移窗口。这个窗口如何被占有,谁能在其中获得利润、身份和未来?
|资料说明
本文数据主要参考越南统计局、UNFPA、中国国家统计局、越南央行及相关公开资料;具体数据因统计口径、发布时间与汇率变动可能存在调整。
律师简介
韩知常律师 Marcus Han,现从事跨境产业与法律研究,服务于产业资本出海、新兴市场落地与跨境架构设计。越南是其进入新兴市场与跨境架构问题的第一处现场。
“新兴市场与深度跨境法律服务”立足项目决策之前,为产业资本建立能够承载海外经营、融资安排、利润回流与长期扩张的跨境结构。